Saturday, May 20, 2023
口述歷史 | 湯曉芙：中國神經電生理奠基人
人物小傳
湯曉芙，女，1930年2月出生於上海，祖籍廣州花縣，著名神經內科學專家，北京協和醫院神經科教授，中國肌電圖和腦誘發電位創始人之一。1948年考入燕京大學，1951年轉入北京協和醫學院，1956年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協和醫院工作。1985年任神經科副主任。從事神經病學研究六十餘年，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，在肌電圖、神經電圖及誘發電位等方面開展了大量工作，在國內最早開展了運動障礙的肉毒毒素治療。1992年「肌電圖及神經電圖在神經肌肉病中的應用」獲原衛生部科技成果三等獎，並多次獲中國醫學科學院科研成果獎。1984年牽頭成立中華醫學會中華肌電圖及臨床生理學組並任組長。曾任國際臨床神經生理學會聯盟執行委員，《中華神經科雜誌》編委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三屆學科評議組成員。先後出版《臨床肌電圖學》《肉毒毒素臨床治療手冊》等專著。2010年獲北京協和醫院傑出貢獻獎。
訪談節選
孜孜求學路
傅譚娉（以下簡稱「傅」）：湯老師您好，請您做個自我介紹。
湯曉芙（以下簡稱「湯」）：我1930年2月17日出生在上海，父親是廣州花都人。花都就是現在廣州火車站那個地方。我還有一個姐姐，兩個弟弟。
傅：您少年時期都在哪裡讀的書呢？
湯：我上過十幾個學校。在上海的時候，初中三年讀的是大同附中[1]。大同附中沒有體育課，我不喜歡，到高中我就轉到了上海法租界的震旦女子文理學院[2]，在那裡念了一年半。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，我父母到香港，我就到廣州協和女中[3]繼續讀高中，讀了一年半後畢業。
傅：您出生後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一直生活在上海，正是戰亂的時候，您的生活有沒有受到影響？
湯：我的家庭生活還可以，沒有問題。就有一次，我看見東北的一大批難民，被日本人趕到上海了，帶著孩子，穿得都很破，我覺得非常可憐。
傅：為什麼您父母去了香港，但是您在廣州讀書呢？
湯：我父親從事過很多工作。他在香港是開一個油燈廠，製造油燈，賣到東南亞去。我母親管理家務。我在香港呆的時間很短，家裡就把我們送到廣州去讀書了，暑假就回去香港。當時我很清楚地感受到，在香港，中國人是二等公民，要非常謙卑，英國人說什麼就得算什麼。我父母是愛國進步的，他們不願意孩子在香港受到這種影響，所以把我們都送到廣州老家念書。
傅：您大學是在哪裡念的？
湯：我高中畢業的時候，姐姐已經在燕京大學念了一年的新聞系。她放假回家時給我們講了許多燕京大學的好處，所以我也想到燕京大學學習，就是現在的北大。我最初考上的是西語系（西方語言系），因為我喜歡外文，也學了很多。在大同附中的時候，學校被日本人統治了，我們都得學日文。雖然學校里沒有英文課，但是家裡單獨請了英文老師教我們。震旦女子學院不學英文，學法文，我剛去的時候有個老師單獨教我法文，這樣我才能跟上他們的課。所以我的西方語言還是不錯的。
1948年，湯曉芙學生證件照
後來有一次嚴景耀[4]教授給我們做一個講座，講蘇聯的醫療體系怎麼服務人民，我一下就被吸引了，就想讀醫學院。學校同意我參加一個考試，考過了以後，我就轉到醫預科。在燕京大學念了三年，1951年8月畢業。
傅：您是什麼時候入黨的呢？
湯：當時北平還沒有解放，但是燕京大學先解放了。我看過解放軍的很多話劇，還有在校園門前站崗的解放軍的紀律，很感動。尤其是那些話劇，讓我知道很多窮苦的人在共產黨的幫助下慢慢地解放了，而且共產黨有這麼大的決心來解放全中國窮苦的人，我也願意參與這樣的事業，所以在1949年12月1日入黨了。
傅：您還作為學生代表出席了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[5]？
湯：是的。因為我是學生會副主席，所以讓我作為燕京大學學生代表參加。我在會上看見了彭真，他還親切地和我們說話。會上討論的最要緊的事是解放妓女，我非常感動，我覺得共產黨做的這些事都非常好。
傅：您從燕京大學轉到協和之後，對協和是什麼印象?
湯：我非常喜歡協和，這裡氛圍非常好。張孝騫、林巧稚這些老教授都是手把手地教我們，他們教得是真好。不過問題是，那時候全部用英文講課，你必須英文特別好，學習非常緊張。比如講解剖課的張鋆[6]教授，他完全不用課本的，就隨手在黑板上畫，用英文講出來：哪條神經在哪兒，這條有什麼作用，和其他神經之間互相關係怎麼樣……
馮應琨[7]教授在我們臨床實習的時候，讓我和孫燕[8]跟他一起做一項肝豆狀核變性病人的鈣磷代謝研究。我們每天晚上做完功課以後，就去做實驗室研究。後來我們一起發表了文章。這讓我認識到，協和醫院的醫生都不是只做臨床，而且必須要做科研，這點給我的印象是很深的。
20世紀50年代初，北京協和醫學院1956屆學生在天安門前合影，後排左四為湯曉芙
從三頁紙開始摸索肌電圖
傅：畢業之後您就留在了協和神經科工作，是嗎？
湯：我們一屆有40個同學，最後就留了5個：我、吳寧[9]、朱元珏[10]、王定邦[11]和鍾祖恩[12]。到了協和我被分配到神經科，我也很喜歡神經科，覺得專門研究腦子的活動的，非常偉大。
1956年，協和軍管時期身著中尉軍裝的湯曉芙
傅：您還記得做住院醫師時的情形嗎？
湯：不光是住院醫師，還有總住院醫師，那時一年只有一個人可以做。這一年，白天有白天的工作，整個晚上的會診、急診的特殊病人都得處理，雖然是日夜忙，但確實對我整體水平的提高非常有幫助。總住院醫師是協和的一個很好的制度。
我做總住院醫師的時候，科主任是許英魁[13]老教授，我每天早上從三樓的辦公室扶著他一起到一樓病房查房。他的病理好，每講一個病例，還接著講一些這個病的神經病理，所以他講的東西跟別人不一樣，比較深入一些。
傅：您什麼時候開始接觸肌電圖的呢？
湯：1963年，我做總住院醫師那一年，醫院有了肌電圖設備，科里就在腦電圖旁邊辟出一間房間，安排我來學習這個新技術。最初我感到很為難，當時材料很少，只有Buchthal教授寫的三頁紙的《肌電圖入門》，我還做著總住院醫師。後來科里的王積詁教授也來幫助我，我們一起摸索。到了年底就開始接收病人檢查了。
三次農村醫療隊鍛煉
傅：您1957年到1958年參加了兩年的農村醫療隊工作？
湯：那是剛剛畢業第二年，我和陳元方[14]兩個女大夫一塊兒到大興縣醫療室工作了一年。第二年大興要派人援建密雲水庫，我就跟陳元方說：「我們再去一年密雲吧？」因為我覺得到基層能多接受鍛煉，後來我們倆又在密雲水庫醫療隊工作了一年。當時密雲水庫的痢疾非常流行。民工很辛苦，早上三、四點就摸著黑出發，走山路去修水庫，常有墜崖事件。有一次一個民工不幸摔死了，我去把他摔斷的腿縫上、衣服縫上，這樣像個完整人，他的父母來看他的時候，不至於那麼傷心。民工們很辛苦，我們也願意為他們服務。
1958年，北京密雲水庫醫療隊合影，前排右二為湯曉芙，前排右一為陳元方
傅：您後來還參加過別的農村醫療隊嗎？
湯：第二次是1967年參加衛生部「六·二六」醫療隊，是周總理派我們去的，在甘肅張掖工作了3個月。張掖條件很艱苦，吃得也不好，回醫院後我的肺結核犯了，休息治療了近一年。
在張掖我們常常要跟著老鄉走很遠的路，去病人家裡看病，有些時候回到住的地方天都很黑了。一次，一個女病人歇斯底里了，抽搐、翻白眼，實際上就是神經官能症。她的丈夫非常害怕。我就給她扎針灸，她就恢復了意識。剛解放時，我學過一年中醫，我相信中醫是有道理、有一定辦法的，而且對一些疼痛、神經官能症，確實管事。
1967年12月12日，赴甘肅省張掖縣的中央衛生部六·二六醫療隊第五小隊留影，中排左三為湯曉芙
第三次是1976年，唐山大地震那年，我在平谷縣，也看病、也要干農活。20年後，我又回去看望當年的赤腳醫生，他們家生活富裕了，變化很大。
1996年，湯曉芙（右二）回到平谷縣靠山集看望當年的赤腳醫生
去丹麥學習最好的神經生理
傅：1978年，您首批通過了留學生出國考試是嗎？我看到資料，當時1.2萬多人參加考試，合格的不足3000人。
湯：當時很多人都報名了，譚明勛教授就說：「湯曉芙也可以參加嘛。」最後科里4個人考試，只有我考取了。
考取之後，馮應琨大夫馬上查資料，知道全世界最好的肌電圖專家Buchthal教授當時在丹麥皇家醫院工作。他給我寫推薦信，Buchthal教授同意我去學習。馮應琨教授對我的幫助很大。
傅：到了丹麥，您發現那邊的肌電圖已經做到什麼水平了？
湯：那是非常先進，檢查得很仔細。在一個大房間里，一個大夫檢查，針扎到肌肉裡面去，看看那個地方有沒有病理的波。大夫檢查發現了什麼就告訴護士，護士記下來。最後給醫生看，診斷到底是什麼病，肌肉病、神經科的病，還是肌肉神經都受損。
1979年，湯曉芙在丹麥哥本哈根皇家醫院臨床神經生理科進修
1979年，湯曉芙（右三）與丹麥哥本哈根皇家醫院臨床神經生理科同事合影
1979年，湯曉芙（右一）在丹麥與導師Buchthal教授（右二）一家合影
後來，我的導師Buchthal教授和丹麥皇家醫院臨床神經生理系主任Trojaborg教授都看我是個實在人吧，老愛說實話，所以對我特別好，給我留在那裡學習了兩年。第二年的時候，Buchthal教授邀請我跟他一起做一項神經病理的研究論文。我拒絕了他，說：「我想專心學神經生理。」他聽見這個話還沒有生氣，而是問我：「你真的不想學嗎？你要是寫了這篇文章，還可以把我的名字署上去，那你就會有很大的聲譽。」我說：「我無所謂，我回到協和，還是做一個普通的神經科大夫，研究肌電圖的工作。」他聽到這話後不但沒有生氣，還突然笑著說：「那我送你到英國去，英國倫敦大學神經病學研究所有個三個月的進修班，學習最好的臨床神經醫學。」Buchthal教授對我的幫助，真是少有的！
1981年，湯曉芙（右）在倫敦精神病學研究所進修
傅：您是有機會在其他物質條件更好的國家和地區工作、生活的，但您為什麼堅決地要留在中國？
湯：因為中國需要人吶！需要有學問的人吶！我想為祖國服務，我是一定要在中國的！
很多人覺得外面生活好。我是在香港待過的，英國人怎麼對你的？我早知道了！他們是主人，你是傭人，你就是個受氣包！那種日子我不願意過，哪怕當時條件差一點兒，我也要做自己的主人。
開創神經電生理學組
傅：從丹麥、英國學習到了世界最先進的肌電圖和神經病學知識後，您是怎麼在國內應用和推廣這些技術的？
湯：1981年8月，我進修期滿就迫不及待地回國，開展了實驗室改革，對協和肌電圖室的工作進行了知識和儀器的更新，改成像國外一樣的要求。
1984年，陳學詩[15]教授同意我們在中華醫學會成立肌電圖及臨床神經生理學組。我、301醫院的沈定國、北醫三院康德瑄、上海中山醫院王遂仁一起牽頭全國神經生理的工作，大家選我做組長，另外三人是副組長，推廣全中國的肌電圖。我在學會一直工作了十多年。
傅：為了推廣肌電圖技術，您是不是辦了很多學習班和學術會議？
湯：是的，1982年7月，協和舉辦了首屆肌電圖學習班，我1個老師，9個來自全國的學員，那是小型的學習班。
1982年7月，首都醫院（現北京協和醫院）首屆肌電圖學習班結業合影，前排左二為湯曉芙
另外通過學會，把全國神經生理的人都請來，每兩年舉行一次全國學術年會。其中最盛大的是1996年在北京國際飯店召開的亞洲臨床神經生理學術會議，從美國、日本、德國、義大利、瑞典、比利時、丹麥、韓國、印度、印度尼西亞、新加坡、泰國等國家來了14位專家、200多位代表，加上中國的代表，一千多人蔘會。衛生部陳敏章部長用法文為我們作開幕式演講。大家都很高興。
1996年9月，原衛生部部長陳敏章（左三）出席亞洲臨床神經生理學術會議開幕式，左四為湯曉芙
傅：除了肌電圖，您還引進了哪些新技術、新項目？
湯：我還把腦誘發電位引到中國來了，那也是在丹麥，向Trojaborg教授學到的。這也是一種腦的電生理檢查，所以腦子裡的問題也都能夠看出來。
中國肉毒毒素臨床應用先驅
傅：請談談您對中國肉毒毒素的臨床應用？
湯：1981年我在英國的學習班上，第一次看到了全身性肌張力障礙性的病人，走路的樣子很奇怪，走走停停、走走停停。國外用肉毒毒素治療這種病，有效果。比如說歪頸，給這邊收縮的肌肉打肉毒毒素，肌肉鬆弛了，病人的頭就過來了。上世紀80年代，我在國外發現了這個新的治療方法，但中國沒有葯。
1992年，我聯繫到生產肉毒毒素的美國公司。他們讓香港子公司的人到北京來，和我們一起做。協和開設了肌張力障礙疾病專科門診，治療了大概30例病人。很快我們又聽說，中國蘭州有位王蔭椿[16]教授，他在美國學習了肉毒毒素的生產，現在中國能自己生產肉毒毒素了，而且改良了方法，不用血清，更安全。我們就跟王蔭椿教授一起合作，比較中外產品效果，結論是不相上下，都很有效。
松蘿共倚 鴻案相莊
傅：作為一名女性，您是怎麼平衡工作和家庭的？
湯：我有個好丈夫、有個好女兒。我是1963年通過科里同事介紹，和丈夫鍾涵[17]認識的。他原來是清華大學建築系的，後來到中央美術學院。實際上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少，他常常到處去畫畫，我做24小時住院醫師和總住院醫師。
我生女兒的時候已經40歲了，後來就把她放在協和醫院的幼兒園上學。我記得她當時不願意去幼兒園，我們就兜圈子，在旁邊玩玩，最後到了幼兒園門口。
我們兩個都忙，一早就出去了，很晚才回來。我們家裡書多，女兒就自己在家看書、一本本看。19歲她到國外讀書，我們只給了她一年的錢，後來她一直念到博士、博士後，都是靠著獎學金和自己努力。
傅：鍾涵老師為您畫過畫嗎？
湯：畫了一幅。那是我在寫《肌電圖學》的時候。當時中國沒有這書，很多人想知道肌電圖的情況，所以我們開始寫。寫了一兩年，1995年出版了。他是很支持我工作的！
2003年，鍾涵以湯曉芙為原型創作的油畫《吾家大夫著書圖》
堅持協和傳統
傅：崔麗英教授在《湯曉芙教授醫學論文集》前言中寫了這樣一段話：「湯老師教我們一定要做臨床科研，積極開展新項目，特別要重視患者的治療，要注意積累經驗和總結成果。」
湯：這是讚美、表揚我的。做醫生，是我自己選的，我熱愛我的工作。我覺得我這一生做得最好的一件事，就是國家派我到國外，跟著最好的神經生理學教授學習，把學到的東西帶回來，向全國的神經電生理領域的人傳播，我感到愉快、榮幸！
傅：您覺得協和有哪些好傳統是要堅持的？
湯：協和跟別的醫院不一樣，她重視的不只是看病，還重視研究，醫療、教學、科研都要搞好。因為這三方面是相互影響的，注意這三點，醫院水平就會越來越高。協和的老大夫都是特別好的大夫，一輩子就是想做一個醫生、做研究、教學生，想法很簡單。對病人好，對病人認真，這些協和的老傳統，要堅持下去。
傅：您對百年協和有何寄語？
湯：我1951年從燕京醫預科到協和，就再沒去過別的單位。我在協和一輩子，這是我的學校、醫院，現在我還到協和去看病。我喜歡協和，喜歡這些老教授們，我希望協和越來越好！
注釋：
[1]大同附中創辦於1912年，現為上海市大同中學。
[2]1903年，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在上海建立震旦大學。1937年，震旦大學請美國天主教聖心會建立震旦女子文理學院，作為大學分校。1937年7月9日，震旦女子文理學院開始招生。
[3]全稱為廣州私立協和女子中學。1911年美國長老會創辦的幼稚園是協和女中前身。
[4]嚴景耀（1905-1976），浙江餘姚人，中國著名社會學家、犯罪學家、社會活動家，中國民主促進會創建人之一。
[5]1949年11月20日至22日，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一次會議召開。建國初期地方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雛形。
[6]張鋆（1890-1977），浙江平陽人，中國解剖學家，醫學教育家。
[7]馮應琨（1908-1992），廣東廣州人，著名臨床神經病學、精神病學和腦電圖學家，我國臨床癲癇及腦電圖學奠基人。
[8]孫燕（1929-今）男，河北樂亭人，著名臨床腫瘤學家，中國工程院院士。1956年畢業於北京協和醫學院，1959年起在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工作。
[9]吳寧（1931-2012），福建人，北京協和醫院心內科教授。
[10]朱元珏（1932-今），安徽人，北京協和醫院呼吸內科教授。
[11]王定邦（1929-今），上海人，北京協和醫院皮膚科教授。
[12]鍾祖恩，男，1956年起在北京協和醫院耳鼻喉科工作，後遷居國外。
[13]許英魁（1905-1966），河北饒陽人，著名臨床神經病學家和神經病理學家，北京協和醫院神經科教授。
[14]陳元方（1930-今），江西人，北京協和醫院消化內科教授。
[15]陳學詩（1917-2006），江蘇無錫人，曾任北京安定醫院院長，中華醫學會神經精神科學會主任委員。
[16]王蔭椿（1937-今），江蘇常州人。1993年，牽頭研製的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被批准為國家新葯，使中國成為繼美國和英國之後第三個生產此葯的國家。2000年，該項目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。
[17] 鍾涵（1929-今），江西萍鄉人。中央美術學院教授，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油畫藝術委員會委員。代表作品《延河邊上》《河上炊煙》等。
老專家口述歷史專欄
百年協和的歷史與文化在中國現代醫學史上猶如一顆璀璨的明珠，令人景仰、嚮往和稱頌。為迎接協和建院百年，醫院設立「老專家口述歷史文化傳承教育項目」，通過對協和老前輩的個人生命史、親歷的重大歷史事件、見證的學科發展等進行文字、影像的採集和整理，記錄和反映協和人秉承傳統、勵精圖治、再創輝煌的奮鬥史，梳理醫院及各學科的歷史脈絡，鉤沉傳奇故事，解構文化內涵，剖析協和百年基業長青的奧秘。北京協和醫院官方微信開設「老專家口述歷史專欄」，以訪談錄的形式節選老前輩的部分口述內容刊出，以饗讀者。
本期整理：傅譚娉
本期攝影：蔣志濤
本期攝像：蔣志濤 關成
本文內容節選自湯曉芙教授2次訪談記錄。文中部分照片由湯曉芙教授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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